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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晋川浙江在2002年左右错失了一次转型升级良机

发布时间:2021-01-21 14:08:14 阅读: 来源:跳绳厂家

史晋川:浙江在2002年左右错失了一次转型升级良机

包括绍兴在内,浙江多地又传出一些企业资金链断裂,互保链受冲击的消息。 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,某些企业的案例或许并未如传言般严重,但浙江的实体经济,在危机后伴随的企业的资金链、担保链风险问题却不容小觑,其折射出的金融问题难题也亟待解决。

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、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教授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指出,浙江经济处于发展动力的重构期,出现了不少包括像资金链、担保链风险等问题,并出现了与民间金融风险交织的金融问题。  他认为,加快金融体制改革,解决准入问题,同时配合以小额存款保险制度创新,推动利率市场化,建立一套体系完备、监管严格的企业金融体系,不失为较好的解决路径。  发展动力的重构期  《21世纪》:近来浙江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,受到的关注和争议都比较大,是否是由浙江特定的背景形成?  史晋川:一个很关键的背景就是浙江经济正处在发展阶段的转换期,同时也是发展动力的重构时期。  原先我们的发展主要由劳动密集型、低加工度、低附加值等传统制造业来支撑,依赖加大生产要素的数量投资来促进经济发展。2012年浙江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0美元,也意味着浙江正跨向高收入国家(地区)的门槛,发展阶段发生了变化,传统的产业结构、发展模式的动力在消解,而新的发展模式及相应的动力结构正在形成。  在重构过程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,以现在的阶段来看,传统的产业结构、发展模式正在加速消解,但新的发展模式、产业结构的动力上升的速率比较缓慢,整体的浙江经济处在这样一个转型期,从量增到质增的转型期。  《21世纪》:在这个过程中,浙江实体经济目前确实涌现了不少问题,在你看来主要是什么原因?  史晋川:杭州、宁波、绍兴的实体经济都出现了问题,对浙江省来说,近来出现的问题看起来比较多,主要有两个原因:  首先,浙江的改革发展走在全国的前列,遇到的问题同样也走在全国的前列。改革开放前浙江经济在全国各省市位列第12到15位,而现在浙江GDP总量位列全国第4,人均GDP位列全国第5,城镇化、工业化都相对比较成熟,率先的改革创新和区域经济发展下,也率先遇到了问题。  其次就是浙江自身的原因,浙江在2002年左右错失了一次产业转型升级的良机。  浙江的劳动密集型、低加工度、低附加值的如皮带、小五金、塑料制品等传统制造业,在1980年代发展起来时主要面向的国内的“三北一南”市场——东北、西北、华北和西南。在2002年之前,居民的收入增长主要用于“吃穿”方面的消费,浙江的产业结构正好满足了国内的市场需求。  但从统计数据上看,2002年后国内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,表现为对“吃穿”等传统日用品的需求增速下降、对产品品质的要求的提高和对“住行”等的需求增速加快。按理说,这段时期是浙江产业结构调整非常有利的时机,但总体来看浙江企业没有引起足够重视,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步伐都比较慢。  因为这时刚好碰到一个非常巧合的时间点——中国正式加入WTO。普遍来看,浙江的企业既没有比较好的去做产业转型,也没有把重点放在产业升级上来,而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市场结构的调整上,即内销改出口。  这从浙江省GDP的出口依存度就可以看出来。2008年浙江省的出口1542.9亿美元,是1978年的3080倍,而当年GDP总量为21487亿元人民币,同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是6.954,也就是说,浙江省到2008年GDP的出口依存度约达到了50%左右,而金融危机一来,把前些年浙江经济利用出口一俊遮百丑隐藏的面貌彻底撕开了。  担保链风险背后的金融问题  《21世纪》:浙江实体经济面临困难似乎对金融链产生了很大影响,从2011年温州跑路开始,企业的资金链、担保链困难不断,这两年江苏、浙江都遇到了金融问题,但浙江似乎更为严重,接下来这个趋势会怎么走?  史晋川:浙江的产业区域集聚特征明显,生产销售都有一定的上下游相关性,在这种情况下,企业间信息沟通比较方便,加上块状经济的产业关联关系,企业间互保、联保的概率会增加。  其次,银行体系一直没有很好发展起信用贷款机制,实际上是银行的懒政,让企业担保一下,好像很稳,但面临一损俱损的危机。  就我了解来看,浙江的企业担保链危机基本都暴露出来了,估计大规模、完全新的担保链问题可能不会再出现了。  但网状的担保链问题形成的区域系统性风险,已经不是仅靠企业就能解决的问题了,目前各地的应对措施基本都不是经济手段,政府靠行政力量借助银行建立了防火墙,那么也就希望在危机没有扩散、局面能够稳住的时期内,企业能够实现转型升级,培育盈利能力。  《21世纪》:这些伴生的资金链、担保链牵涉到的到还有民间的金融问题,情况也比较复杂,目前浙江的形势是什么样的?  史晋川:从2011年温州老板跑路开始,浙江遇到的金融问题已经很严峻了,而金融问题往往又跟民间金融的风险交织在一起。  从全国层面看,金融体制有双重不对称。在目前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中,国有银行是主体,但众多的服务对象是民营企业,双方的性质不对称;而金融体系以大银行占主导地位,实体经济则以中小企业为主,二者的规模也不对称。这两个不对称全国普遍,但浙江的民营企业最发达,波及的影响也最大。  金融体制的缺陷导致浙江中小企业从正规渠道融资困难,这反而刺激了民间金融的发展来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。民间金融的信誉保证基于地缘、血缘和亲缘关系,这也意味着其在关系比较密切的小额借贷中非常有效,所以在民营企业成长初期,利用民间金融融资是高效率、低风险的。  但2000年以后,伴随着普遍民间金融发展壮大,融资规模也在扩张,单笔融资可能高达几亿甚至更高。而此时,基于“三缘”的社会交际网络对于民间金融的风险制约和控制已经完全失效了,导致浙江出现了这么多金融问题。  政策缺乏稳定的预期也有一定影响。2009年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下,银行跑着劝企业贷款,到2011年为了防通胀,收紧银根,很多企业面临措手不及的境况,只能向民间金融伸手,温州的“眼镜大王”胡福林就是这样子倒掉的。  而金融市场间接融资比重过大,直接融资比重较小,两者的结构不平衡也是浙江企业融资方式较为落后,缺乏现代企业制度思路不可推卸的原因。  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  《21世纪》:在这种情况下,如何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,让民间资本与实体经济对接?  史晋川:金融体制一定要改革,要朝向真正的市场方向前进。金融管制放松了,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各种不匹配都能迎刃而解。  金融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准入问题。中国的金融体制特别是银行,实际上离真正的市场竞争差得还比较远。一个市场竞争充不充分,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:自由的进入和退出,每一个厂商都是价格的接受者,价格是市场形成的,没人可以进行价格操作。而中国的金融,第一能不能进去做生意要批准,有额度的限制;第二,从事经济活动的价格即利率是被管制的。  我国银行现行的垂直大一统监管体系实际上效用很低,我个人认为要改成中央与地方的分级监管体系,同时配合以小额的存款保险制度创新。分级监管就可以分级准入,打个比方,在余杭办个合作银行,分级准入的话浙江省批准就可以了,其经营范围就在余杭区,风险是完全可控的。在可控的风险中步子迈得大一些,一旦准入放开,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会促进更为激烈的竞争,促使利率的市场化以更接近市场真实的供求关系。  《21世纪》:说到底,还是围绕如何往更加市场化的方向走?  史晋川:可以这么说,中国的改革开放,前35年,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,特点在于,改革促进发展,通过改革把各种能够发展经济的要素充分调动起来,形成了以要素的加大投入为特征的粗放型发展模式。 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,改革要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,在新时期的总的任务是,通过改革形成市场深入改革,来提高投入到生产过程中要素的使用效率,也就是一改过去的家庭小作坊模式,要技术创新、管理创新、商业模式的创新、产业结构的调整、发展方式的转变,所有的转变都旨在解决要素的效率使用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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