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晋川浙江在2002年左右错失了一次转型升级良机

史晋川：浙江在2002年左右错失了一次转型升级良机

包括绍兴在内，浙江多地又传出一些企业资金链断裂，互保链受冲击的消息。　　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，某些企业的案例或许并未如传言般严重，但浙江的实体经济，在危机后伴随的企业的资金链、担保链风险问题却不容小觑，其折射出的金融问题难题也亟待解决。

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、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教授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指出，浙江经济处于发展动力的重构期，出现了不少包括像资金链、担保链风险等问题，并出现了与民间金融风险交织的金融问题。　　他认为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，解决准入问题，同时配合以小额存款保险制度创新，推动利率市场化，建立一套体系完备、监管严格的企业金融体系，不失为较好的解决路径。　　发展动力的重构期　　《21世纪》：近来浙江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，受到的关注和争议都比较大，是否是由浙江特定的背景形成？　　史晋川：一个很关键的背景就是浙江经济正处在发展阶段的转换期，同时也是发展动力的重构时期。　　原先我们的发展主要由劳动密集型、低加工度、低附加值等传统制造业来支撑，依赖加大生产要素的数量投资来促进经济发展。2012年浙江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0美元，也意味着浙江正跨向高收入国家(地区)的门槛，发展阶段发生了变化，传统的产业结构、发展模式的动力在消解，而新的发展模式及相应的动力结构正在形成。　　在重构过程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，以现在的阶段来看，传统的产业结构、发展模式正在加速消解，但新的发展模式、产业结构的动力上升的速率比较缓慢，整体的浙江经济处在这样一个转型期，从量增到质增的转型期。　　《21世纪》：在这个过程中，浙江实体经济目前确实涌现了不少问题，在你看来主要是什么原因？　　史晋川：杭州、宁波、绍兴的实体经济都出现了问题，对浙江省来说，近来出现的问题看起来比较多，主要有两个原因：　　首先，浙江的改革发展走在全国的前列，遇到的问题同样也走在全国的前列。改革开放前浙江经济在全国各省市位列第12到15位，而现在浙江GDP总量位列全国第4，人均GDP位列全国第5，城镇化、工业化都相对比较成熟，率先的改革创新和区域经济发展下，也率先遇到了问题。　　其次就是浙江自身的原因，浙江在2002年左右错失了一次产业转型升级的良机。　　浙江的劳动密集型、低加工度、低附加值的如皮带、小五金、塑料制品等传统制造业，在1980年代发展起来时主要面向的国内的“三北一南”市场——东北、西北、华北和西南。在2002年之前，居民的收入增长主要用于“吃穿”方面的消费，浙江的产业结构正好满足了国内的市场需求。　　但从统计数据上看，2002年后国内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，表现为对“吃穿”等传统日用品的需求增速下降、对产品品质的要求的提高和对“住行”等的需求增速加快。按理说，这段时期是浙江产业结构调整非常有利的时机，但总体来看浙江企业没有引起足够重视，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步伐都比较慢。　　因为这时刚好碰到一个非常巧合的时间点——中国正式加入WTO。普遍来看，浙江的企业既没有比较好的去做产业转型，也没有把重点放在产业升级上来，而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市场结构的调整上，即内销改出口。　　这从浙江省GDP的出口依存度就可以看出来。2008年浙江省的出口1542.9亿美元，是1978年的3080倍，而当年GDP总量为21487亿元人民币，同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是6.954，也就是说，浙江省到2008年GDP的出口依存度约达到了50%左右，而金融危机一来，把前些年浙江经济利用出口一俊遮百丑隐藏的面貌彻底撕开了。　　担保链风险背后的金融问题　　《21世纪》：浙江实体经济面临困难似乎对金融链产生了很大影响，从2011年温州跑路开始，企业的资金链、担保链困难不断，这两年江苏、浙江都遇到了金融问题，但浙江似乎更为严重，接下来这个趋势会怎么走？　　史晋川：浙江的产业区域集聚特征明显，生产销售都有一定的上下游相关性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企业间信息沟通比较方便，加上块状经济的产业关联关系，企业间互保、联保的概率会增加。　　其次，银行体系一直没有很好发展起信用贷款机制，实际上是银行的懒政，让企业担保一下，好像很稳，但面临一损俱损的危机。　　就我了解来看，浙江的企业担保链危机基本都暴露出来了，估计大规模、完全新的担保链问题可能不会再出现了。　　但网状的担保链问题形成的区域系统性风险，已经不是仅靠企业就能解决的问题了，目前各地的应对措施基本都不是经济手段，政府靠行政力量借助银行建立了防火墙，那么也就希望在危机没有扩散、局面能够稳住的时期内，企业能够实现转型升级，培育盈利能力。　　《21世纪》：这些伴生的资金链、担保链牵涉到的到还有民间的金融问题，情况也比较复杂，目前浙江的形势是什么样的？　　史晋川：从2011年温州老板跑路开始，浙江遇到的金融问题已经很严峻了，而金融问题往往又跟民间金融的风险交织在一起。　　从全国层面看，金融体制有双重不对称。在目前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中，国有银行是主体，但众多的服务对象是民营企业，双方的性质不对称；而金融体系以大银行占主导地位，实体经济则以中小企业为主，二者的规模也不对称。这两个不对称全国普遍，但浙江的民营企业最发达，波及的影响也最大。　　金融体制的缺陷导致浙江中小企业从正规渠道融资困难，这反而刺激了民间金融的发展来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。民间金融的信誉保证基于地缘、血缘和亲缘关系，这也意味着其在关系比较密切的小额借贷中非常有效，所以在民营企业成长初期，利用民间金融融资是高效率、低风险的。　　但2000年以后，伴随着普遍民间金融发展壮大，融资规模也在扩张，单笔融资可能高达几亿甚至更高。而此时，基于“三缘”的社会交际网络对于民间金融的风险制约和控制已经完全失效了，导致浙江出现了这么多金融问题。　　政策缺乏稳定的预期也有一定影响。2009年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下，银行跑着劝企业贷款，到2011年为了防通胀，收紧银根，很多企业面临措手不及的境况，只能向民间金融伸手，温州的“眼镜大王”胡福林就是这样子倒掉的。　　而金融市场间接融资比重过大，直接融资比重较小，两者的结构不平衡也是浙江企业融资方式较为落后，缺乏现代企业制度思路不可推卸的原因。　　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　　《21世纪》：在这种情况下，如何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，让民间资本与实体经济对接？　　史晋川：金融体制一定要改革，要朝向真正的市场方向前进。金融管制放松了，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各种不匹配都能迎刃而解。　　金融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准入问题。中国的金融体制特别是银行，实际上离真正的市场竞争差得还比较远。一个市场竞争充不充分，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：自由的进入和退出，每一个厂商都是价格的接受者，价格是市场形成的，没人可以进行价格操作。而中国的金融，第一能不能进去做生意要批准，有额度的限制；第二，从事经济活动的价格即利率是被管制的。　　我国银行现行的垂直大一统监管体系实际上效用很低，我个人认为要改成中央与地方的分级监管体系，同时配合以小额的存款保险制度创新。分级监管就可以分级准入，打个比方，在余杭办个合作银行，分级准入的话浙江省批准就可以了，其经营范围就在余杭区，风险是完全可控的。在可控的风险中步子迈得大一些，一旦准入放开，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会促进更为激烈的竞争，促使利率的市场化以更接近市场真实的供求关系。　　《21世纪》：说到底，还是围绕如何往更加市场化的方向走？　　史晋川：可以这么说，中国的改革开放，前35年，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，特点在于，改革促进发展，通过改革把各种能够发展经济的要素充分调动起来，形成了以要素的加大投入为特征的粗放型发展模式。　　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改革要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，在新时期的总的任务是，通过改革形成市场深入改革，来提高投入到生产过程中要素的使用效率，也就是一改过去的家庭小作坊模式，要技术创新、管理创新、商业模式的创新、产业结构的调整、发展方式的转变，所有的转变都旨在解决要素的效率使用问题。

莎普爱思滴眼液

莎普爱思滴眼液

莎普爱思滴眼液

莎普爱思滴眼液